解說二——人間的底線

湖畔  作者:東野圭吾

湖面之上:東野圭吾的小說藝術

對于日本推理小說作家而言,新本格浪潮興起之后的創作環境,無疑是再幸福不過的。以往獨尊本格或社會派的現象,在20世紀90年代以降的日本,似有融合及共榮共存的現象,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作家,同時嘗試本格或社會不同主軸的推理形式,也出現了像京極夏彥這般不易歸類的作家。

然而這正是文學自我生產的法則,越來越多的文評家認為,文學就如同生命一般,具有自我演化的機制,當它發展到一個瓶頸時,自然會尋找轉化的新路徑。正如同生物的本能一般,單一物種繁衍最后的結果,必然是滅亡與絕跡。唯有不同物種之間的融合,才能突破外在環境的障礙,以及內在發展的局限。而這也是后現代氛圍之下,文學跨界的自然發展。歐美會從古典推理發展到冷硬派,日本從本格推理到社會派,都是順應此一機制而生。每找到一種出路,文學就找到新的可能,也就多一分生機。然而除此之外,我認為這跟作者不同的創作意圖,有著很大的關系。

面對推理小說,我們無法不注視作者的“意圖”,因為不同的意圖,會造成小說敘述主軸的偏移。本格推理重在詭計與謎團的安排與破解,作者正是布置一場熱鬧的斗智嘉年華。冷硬派要作家給犯罪一個理由,哪一個地方能比社會擁有更多的人心糾葛呢?敘述性詭計的精華就在于運用語言的曖昧性,以及敘述結構上的盲點及死角,來讓讀者“誤讀”或在關鍵處鍵入“習慣認定”,以制造出人意表的結果。“意圖”不同,所形成的小說敘述風格,當然也就各有千秋。

關于這點,我們在東野圭吾身上可以看到最好的證明。一般多將東野歸類在寫實本格,然而我認為他其實擁有更大的野心,他總是嘗試采取更新穎的敘事觀點,給予讀者新的刺激及觀看方式。在《惡意》中,他利用手記的曖昧性及盲點,形成挖掘真相的對話關系;《十字豪宅的小丑》嘗試從物的眼光出發,以木偶的角度絮語著事件的一切;在《綁架游戲》中,他挑戰了以籌劃綁架犯罪的角度,去觀看整個案件發展的過程,更呼應了日本推理小說中新的動機模式:只是一場游戲;《秘密》則是挑戰懸疑小說的可能,妻子靈魂附身于女兒并扮演女兒,這是在真實的邊緣上推敲著;《名偵探的守則》中,他解構了推理小說的主要元素,自己化身偵探破案般,將密室殺人、暴風雨山莊、死前留言等一一顛覆,當魔術師將自己的底線都揭露后,他勢必要創造出更新更多的把戲,這就是后來我們看到的東野圭吾。

所以如果你問我東野圭吾到底是怎樣的作家,對我而言,他是一個試圖在最重視公式的類型文學中,不斷嘗試在公式底線跳躍出不同舞步的推理小說家。

在東野圭吾的小說中,你可以看到他不斷尋找新的說故事方式,一個關于死亡的故事,純粹的解謎不是他唯一關心的重點:這具尸體是怎么被制造出來的(這個人被怎樣的手法殺害、棄尸)?兇手如何隱藏自己?戲劇性的偵探與兇手對決場面,這些都不是東野圭吾最精彩之處。在推理小說中,屬于東野圭吾獨特的光芒,應該是在于“是什么原因讓這個死亡(事件)發生?”“遭遇這個死亡(事件)的人,該如何面對它?”這兩個概念,在《湖畔》中,更是貫串了整部作品。

東野圭吾從來都不滿足于,只是經營一個漂亮但再也單薄不過的動機,在他的文字世界里,動機只是殺人的一個觸媒。他真正要經營的是,做出“痛下殺手”這個動作,兇手背后整個的個人歷史背景、環境因素,還有包括這些因素加乘之后,所形成的更復雜的心理層面。他將這些部分緊緊串合在一起,形成一個龐大的內容,最后用一個意外性來作為結束。但這些意外其實一點都不意外,因為在他前面交代的龐大背景中,你可以一一把它們召喚出來,產生更濃郁的余味。而這,正是東野圭吾的魅力所在。

湖面之下:隱藏的意圖

《湖畔》基本上是一部討論家庭的小說,當然在其中東野圭吾批判力道之深,前所少見。在表面平靜的四個小家庭間,由于孩子都要考私立初中而一起補習,所以聚居在一起,然而表面上的和樂底下卻暗潮洶涌,而為了孩子,父母也一再犧牲自己,甚至逾越道德的底線。

這是日本社會的一個扭曲景象,在高中入學比例超過九成的日本,家長為了讓孩子將來能順利進入更好的高中、大學,從小安排孩子接受精英般的培育,努力考進私立初中。為此,母親們獻出自己的身體,以換取校方人員泄題的機會,丈夫們卻毫不在乎,其間的荒謬與冷漠,一再令讀者瞠目結舌。

這樣的夫妻關系,似乎是日本社會的普遍問題,在野澤尚的推理日劇《東京夜未眠》及另一出臺灣地區也播過的《情生情盡》(又譯:為愛而活)中,劇中的妻子都意識到,當她們的身份轉變成“母親”之后,她們與丈夫之間的聯系已經不是愛情,而是孩子了。家庭的組成維系在“父親、孩子”及“母親、孩子”的單向關系上,而非三人網絡。難怪《東京夜未眠》里,數個家庭遠離東京,希望在新社區建立理想的家園,實則也是因為想要重建逐漸破敗的家庭關系。

東野圭吾犀利地點出,就算是彼此冷漠以待的夫妻,一旦遇到孩子遭逢危險,也能攜手合作。因為那是至親之情,是人類世界中最具壟斷性的情感。雖然人可以在不同的對象身上找到愛情、友情,但親情,它的對象卻是限定的,唯獨只能在那獨一無二的對象身上。這觀念只隱藏在我們內心,所以我們很快地可以接受,美菜子終究會為了孩子跨越那道德的底線,奉獻自己,而俊介不是親生父親,所以他不會為章太犧牲。

在感性上或許我們可以同情、可以理解,然而在社會道德的層面,這還是觸動了那不能始終存在著的底線。或許為了增加批判的力度,東野圭吾安排了這些父母舉行嗑藥派對,搞婚外情,甚至藤間和關谷兩人的妻子,相互在對方丈夫身上尋找感情的慰藉與支持。這些挑戰人倫道德底線的安排,一方面呈現了日本現在的社會問題,另一方面也凸顯了他們在父母的身份之外,保有自我欲望與面對壓力的方式。

小說的最后,他們又恢復了父母的身份,俊介開始他真正的父親人生。東野圭吾沒有給我們一個確定的答案,到底是誰發動了這次殺人?但因為親情的壟斷性,所以我們可以隱約體會到,東野圭吾意在言外的暗示,引導我們去發現章太犯罪的可能動機,那純潔的原因,因為他要奪回唯一的父親,唯一對象的愛。

不論是守護父母之愛的單純原因,還是在升學主義的壓力下,孩子惡意的反撲,換來的代價都是父母親必須為孩子背上一輩子的罪。但換個角度來想,不顧孩子的想法,以為是為他們好,獨斷地為了孩子出賣肉體、金錢,逾越道德的底線去交換光明的前途,不也是讓孩子無形中背負了他們所不知情的原罪嗎?而這是隱藏在表面動機之下,值得我們一再去追問的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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